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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遂昌试点“个人债务重整”

作者: 时间:2020-07-09 阅读次数:147 次 来自: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充分肯定我省省域治理方面的积极探索。围绕总书记要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补齐短板”,遂昌积极探索“个人债务重整”,不断完善和创新个人债务重整的路径,在恢复个人信用、整合社会资源、释放经济活力、创新县域治理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为将来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贡献出遂昌经验—— 

通过个人债务重整,遂昌的小李有条件中止了对40多万元债务的清偿义务。最终,他与债权人达成免除部分债务的共识。未来,他的生活将获得必要保障,这也意味着,他能够重新昂首走向工作岗位,和他的家庭重新开始新生活。 

这是日前遂昌县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一起个人债务重整案件,经深入研究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意见精神,在提炼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遂昌探索出“个人债务重整”,为那些“诚实而不幸”、渴望被拯救的债务人群体打通了一个正当的债务豁免途径,走出了县域基层治理面的遂昌路径。 

破解“债务僵局”:

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方共赢 

小李是遂昌县某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年轻有为,具有很好的职业前景,但因在遂昌法院有未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事业发展受阻。 

原来,五年前,小李因讲义气为朋友担保,没想到朋友负债跑路,小李不得不承担了所有债务,导致他在遂昌法院有10起未履行案件,共计69万元债务。 

五年来,小李尽己所能地还了近22万元,但因没有履行完毕,他还是被“限高”,进了失信黑名单,成了一名“老赖”。小李的生活和名誉受到很大影响不说,美好的职业前景也因此按下了暂停键…… 

在听说了法院的“个人债务重整”后,小李觉得可以试一试。由于小李确实没有逃避执行的行为,法院受理了他的申请,召集了10起案件的7名债务人商讨,确定了初步意向。 

由于小李除工资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是失信被执行人,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因此,遂昌法院向小李推荐了稠州银行遂昌分行的“重整贷”项目进行资金筹集,用于清偿债务。 

通过三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重整方案——债权人豁免了小李部分借款本息28.7万元,小李向亲友筹集2.3万元,利用“重整贷”融资16万元,共18.3万元一次性归还95%的未偿还本金。 

同时根据协议,为小李设置信用限制期。在信用限制期内可以正常乘坐飞机、高铁,但限制其高消费,并由债权人和第三方对小李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虚假申报、逃废债等行为,遂昌法院可以立即恢复对原案件的执行,根据情节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如此一来,小李终于摆脱了“老赖”之名,获得了“解救”,只要在接下来的信用限制期内按约履行协议,法院就可以恢复其信用。 

更为重要的是,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实现,所谓“千赊不如八百现”,保障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尽快让债权变现,是债权人接受重整方案的最大动力。 

完善“信用体系”:

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闭环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但是“个人破产”的事实大量存在,许多“执行不能”的案件只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开式结案,长期成为法院执行的历史包袱,影响了强制执行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遂昌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遂昌实践,为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而开展“个人债务重整”工作。 

“个人债务重整是为了给那些‘诚实而不幸’、渴望被拯救的债务人群体一个正当的债务豁免途径,不包括那些非正当经营或主观故意而为者。”遂昌县人民法院陈裕琨代院长说,启动个人债务重整的前提,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债权人的同意。然后,由法院个人破产审判团队对债务人涉诉涉执情况进行调查梳理,确认没有规避执行行为后,组织债权人会议,确定重整方案。最后,引入第三方机构,以市场的手段对需要融资的债务人进行信用评估,评估合格的,与第三方机构签订“重整贷”合同,以融资款项清偿债务。 

“引入第三方融资来让原本已丧失履行能力的债务人恢复履行能力,从而促使债权人在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接受债务重整方案,是遂昌县法院探索的个人债务重整的最大亮点与特色。”陈裕琨介绍,该院已办结个人债务重整6件,化解执行案件31件、诉讼案件2件。其中2名债务人通过“重整贷”向金融机构融资46万元用于清偿债务,其他债务人通过向亲友融资等方式履行债务,清偿标的额共计157万余元,惠及30名债权人。 

据遂昌县法院测算,如果这样的重整全面“量产”,每年有望化解和退出三四百件不涉及金融债权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占该院每年新增终本案件数量的30%-40%。 

“个人债务重整,不仅能有效解决债务纠纷,破解‘执行难’的困境,而且能形成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闭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华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翁晓斌评价,“个人债务重整”让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支撑更加完善和扎实,起到“良币驱逐劣币”的作用,不断提升我国法治水平和现代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五问”个人债务重整“ 

问:遂昌法院的做法与其他地区的做法有何不同? 

答:遂昌法院的个人债务重整工作具有四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完全由市场主导,债务人能否通过个人债务重整“被拯救”,取决于债权人、第三方对债务人信用的判断,完全由市场自主选择,法院仅提供制度平台。其次,它真正实现了整体共赢,通过引入第三方融资——尤其是与当地银行合作的“重整贷”项目,使原本丧失履行能力的债务人恢复履行能力,进而实现债权人、债务人、融资方及相关利益共同体的整体共赢。再次,它有效解决了逃废债问题,通过市场筛选、信用审查、多方监督等制度设计,债务人既不敢、也不愿意逃避债务。最后,它可以实现量产,具有很强的可复制、可推广性。 

问:遂昌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重整的探索对《个人破产法》的立法有什么实践意义? 

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健全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社会上对个人破产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国外的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学习借鉴,却无法移植。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个人破产法,我国尝试在立法之前,通过各地的探索积累经验。遂昌法院探索的个人债务重整,通过第三方融资的方式恢复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并由市场来选择诚信且渴望被拯救的债务人,这样的设计大大减少复制和推广上的障碍。同时,遂昌法院探索的个人债务重整,体现了“债权人通过免除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就能尽快实现债权,而债务人通过尽最大努力清偿债务就能获得债权人的谅解”这一重整保护理念,有助于加速破产保护理念的确立,为将来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推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问:遂昌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重整的探索,会给社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答:遂昌法院始终围绕“推动我国个人破产和社会信用立法进程”这一基本导向,来设计和打造个人债务重整制度。因而,它将产生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一,为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破除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观念障碍。第二,为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破除了“债务人借助个人破产制度逃废债务”的制度障碍。第三,遂昌样式用事实证明了“能够打通执行不能案件退出通道”的个人破产制度对于破解法院执行难的重大意义。 

问:作为第三方的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推出“重整贷”,为被执行人提供贷款?如何把控风险? 

答:一般情况下,未履行完毕义务的被执行人确实不符合银行发放贷款准入条件。但银行认为,有部分被执行人并非主观失信,而是因为其不幸的遭遇导致陷入困境,遂昌法院此举就是为这类“诚实而不幸”的人员提供了“重生”的机会,是推动信用社会环境创建的有力举措,银行自然义不容辞。 

在风险问题上,银行认为“重整贷”项目的信贷风险在事实上并不高。通过财产申报、贷前调查、提供保证人等程序,能够较好地筛选出诚信的客户;在贷款发放后,如客户不按期还款,银行还可以直接申请恢复执行,大大增加了客户的违约风险。银行很有信心,相信通过“重整贷”摆脱被执行人身份的客户会诚信履约。 

问:下步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 

答:遂昌法院打算从三个方面来深入推进这项制度创新:一是从测试阶段进入到全面“量产”阶段。二是引入保险机制,进一步激励银行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重整贷”服务,从而推动个人债务重整的启动时机从执行阶段进一步前移至审理乃至立案阶段。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着手打造全省首批“信用村”,并已率先将“万人涉执失信率”纳入乡镇考核,探索和建立一种对我国乡镇静态熟人社会中的违法失信行为具有足够威慑力的信用惩戒机制。

这将为全国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

 ——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光华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翁晓斌 

“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个人破产法,我国尝试在立法之前,通过各地的探索积累经验。在各地的探索实践中,我认为,遂昌法院探索的个人债务重整对将来的个人破产立法中的重整章节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4月15日,在遂昌举行的“个人债务重整”新闻发布会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光华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翁晓斌高度评价了遂昌法院在个人破产法上所作的探索。 

翁晓斌介绍,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个人破产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健全以及全球化的不断进深,社会上对个人破产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虽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有较为完备的个人破产法,但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个人破产观念没有建立以及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健全等原因,国外的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学习借鉴,但无法移植。 

翁晓斌说:“在个人破产法制定出台之前,余债免除只能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进行,否则就有突破现行法律之嫌。遂昌样式通过第三方融资的方式恢复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由双方自行商谈重整方案。由于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增强,大大提高了重整方案通过的可能性,我想这是遂昌样式能够量产的重要原因。而量产的实现能有效增多样本数据,这对未来破产立法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翁晓斌介绍,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各个地方陆陆续续都有在做,但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有些地方的探索甚至一度陷入僵局,主要是因为他们探索的制度和程序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移除某些条件后,便无法继续推行。在遂昌样式的制度设计里,有诚信且渴望被拯救的人是由市场来选择,这让遂昌样式在复制和推广上的障碍大大减少。没有复制和推广障碍,这是探索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对于当前“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的说法还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破产的认识偏向于消极,谈“破”色变的现状,翁晓斌认为这为将来个人破产的立法带来了观念上的阻碍。只有通过前期的探索和实践,以鲜活的案例教育引导人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破产保护”的理念,才能助推未来个人破产立法的进程。 

遂昌法院探索的个人债务重整,体现了“债权人通过免除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就能尽快实现债权,而债务人通过尽最大努力清偿债务就能获得债权人的谅解”这一重整保护理念,有助于加速破产保护理念的确立,为将来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推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遂昌法院的个人债务重整还有一个亮点,它将个人债务重整与破产程序衔接,将个人破产制度实践探索与破解执行难目标相结合。”翁晓斌说,如此,既为个人破产实践探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又切实有效地促进了执行难问题的解决。这也是遂昌法院个人破产实践探索能够顺利推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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